宏觀經濟分析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與經濟周期緊密相關。很大程度上,宏觀經濟形勢如何就是指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即是處于繁榮階段抑或蕭條階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就很有必要研究經濟周期及其階段。分析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其實就是判斷中國經濟目前所處周期的階段。

西方學者一般將經濟周期分為兩個階段:收縮階段和擴張階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轉折點。經濟周期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繁榮(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機(crisis)、蕭條(depression)、復蘇(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實踐中要區分周期的四個階段,或者說預測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這些轉折點,仍然是極其困難的,盡管經濟學家們已經在運用復雜的統計模型來試圖預測未來幾個月或未來一二年的產量與就業量。

本文對當前中國經濟周期的階段的考察,擬從兩個層次入手:首先是幾種工具的綜合分析,這些工具主要是;簡單的凱恩斯模型(儲蓄S與投資I的關系)、產出缺口理論、總需求一總供給(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主要是:GDP增長率、失業率(the unemployment rate)、價格指數。

二、幾種工具的綜合分析

(一)產出缺口

運用產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斷周期的不同階段。產出缺口是潛在產出與實際產出之差,即產出缺口=潛在的產出一實際的產出

當產出缺口是比較小的正值時,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這時出現衰退的跡象(也可能是復蘇的征兆,這是假定為衰退)。隨著產出缺Q的不斷擴大,實際產出越來越低于潛在產出,于是,衰退日益嚴重,最后出現蕭條乃至大蕭條。蕭條持續一段時間后,如果產出缺口逐漸縮小,意味著蕭條和衰退程度不斷減輕和緩和,實際產出朝著潛在的產出水平上升,進而步入復蘇階段。當產出越過潛在產出線、上升到潛在的產出水平上時,缺口最終變成負值。一個負的缺口意味著過度就業、工人超時點的工作和機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這時,經濟出現繁榮局面。

潛在產出的值很難估算,不過可以用潛在經濟增長率來近似地表示。如果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產出缺口就是比較大的正值,這時經濟出現蕭條。如果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產出缺口就是負值(絕對值比較大),這時經濟處于繁榮階段。

潛在經濟增長率也很難測算,關于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數值存在很多爭論,一般認為位于8%-1%之間,顯示了9年代的潛在增長率估算值。從中可以看出,199年實際GDP增長率(3.8%)遠遠低于當年潛在經濟增長率(9.7%),差額達5.9個百分點,這說明199年經濟處于蕭條階段,即當時的市場疲軟。1991年,中國經濟全面回升,實際經濟增長率迅速靠近潛在經濟增長率,這說明1991年經濟處于復蘇階段。1992年,實際GDP增長率遠遠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差額達4.5個百分點,這時經濟處于繁榮階段。1993年開始,實際GOP增長率不斷趨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實際GDP增長率不斷靠近潛在經濟增長率,產出缺口的絕對值不斷趨向零,表明繁榮不斷走向衰退。1996年,實際GDP增長率又開始低于潛在增長率,產出缺口變為正數,經濟明顯出現衰退或危機。1997年以來,實際GDP增長率越來越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1999年達2個百分點以上,表明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衰退日益嚴重,以致出現蕭條,陷入波谷。2年,產出缺口縮小,但依然是正值,這表明,蕭條或衰退程度有所緩和,經濟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復蘇和回升。

(二)總需求-總供給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個階段還可以通過總需求-總供給(AD-- AS)模型來加以說明。AD-AS模型離不開潛在產出的概念,兩者一脈相承。AD--AS圖形(圖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總供給曲線,長期總供給曲線 ASL與潛在產出線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邊。ASL與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間的區域,即圖中陰影部分,表示繁榮。ASs的完全平坦和相當平坦部分表示蕭條。繁榮與蕭條之間的過渡階段是中間區域,表示衰退或復蘇。

判斷周期不同階段的重要標志是潛在產出線或長期總供給曲線ASL。如果經濟位于ASL的右邊,即產出缺口是負值,經濟處于擴張階段;如果經濟位于ASL的左邊,即產出缺口是正值,經濟處于收縮階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來,產出缺口變為正值,并且不斷擴大,表明現階段中國經濟位于ASL左邊,并且越來越遠離該線,以致滑入蕭條。這種轉變,從 AD-AS模型來分析,是由于總需求的減少。當總需求減少時,AD左移至AD’,經濟由處于潛在產出線右上方的繁榮階段①過渡到位于潛在產出線左下方的蕭條階段。總需求包括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和凈出口(NX),總需求減少主要是由于消費不足、投資不足或凈出口減少所致。

1996年以來,總需求持續減少和不足。到1998年,總需求不足已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進入2年,總需求全面回升,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趨小,四季度進一步趨緩。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個百分點,雖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個百分點,是2年以來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費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長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擴大,因為制約消費增長的因素頑固不退。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糧食減產、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收入增長持續緩慢。(2)下崗或失業人員繼續增加,實際失業率不斷上升,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很難增加。(3)消費環境、消費政策短期內很難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集體和個體投資)同比增長12.9%,增速僅比上半年提高.8個百分點,升勢有明顯減緩的跡象。11月份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集體和個體投資)同比僅增長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個百分點,是2年以來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資領域中的主要問題還是老生常談的民間投資,即民間投資的啟動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資的增長很可能會失去動力,拉動經濟的力度會減弱,剛一啟動的投資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縮之中。

2年上半年對外貿易形勢喜人,首次創下了半年進出口雙雙“超千億”的紀錄。其中外貿出口超高速增長,出口1144.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長與上年同期基數較低有關,也得益于世界經濟形勢好轉、周邊國家經濟的恢復以及國家加大出口退稅鼓勵出口的內部環境。三季度,凈出口由增轉降,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5.4%,雖然增速仍然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個百分點,增速回落的>！

通過對消費、投資、凈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總需求確實明顯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趨小,四季度進一步趨緩。這表明這種回升相當乏力,很難持續,總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結合AD-AS模型,這表明當前

中國經濟仍然位于ASL左邊。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很難說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蕭條。 (三)IS-LM模型分析

盡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觀經濟的首選工具。決定IS曲線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數αG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b。在不考慮收入稅率t的情況下,決定乘數大小的主要因素是邊際消費傾向(MPC)。當前中國的IS曲線陡峭,這是由于現階段中國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相當小(即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不高)。

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十分復雜,需要對企業分類分析。大體說來,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非常小,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比較大。國有企業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非常小的依據是1996年以來7次調低利率,但企業投資需求對利率反應不靈敏。其實,國有企業投資需求對利率反應不靈敏由來已久,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之時,企業對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資需求和欲望。國有投資對利率升降反應都不靈敏,主要是由于體制改革遠未完成,市場、企業和銀行等機制尚不完善。綜合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可以大體認為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靈敏程度不高,即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相當小。

1998年以來,一定范圍內流行一種觀點:中國經濟陷入了“流動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謂“流動性陷阱”又稱“凱恩斯陷阱”,最早由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時,貨幣的投機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將成為無限的,這時,貨幣的投機需求曲線成為一條水平線,LM曲線也成為水平的。“流動性陷講”至少要具備以下條件:(1)利率很低;(2)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無窮大。在現實生活中,這幾個條件很難具備,因此“流動性陷院”從未真正出現過。就是美國3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沒有完全陷入流動性陷阱(但是LM曲線被認為是十分平緩的)。凱恩斯本人曾經聲稱,“流動性陷阱”的情形從未出現過。1998年以來的中國,并未真正出現流動性陷講,但是,說我國經濟已落入“流動性陷阱”的觀點是有一定根據的,并非空穴來風,至少有助于宏觀經濟分析。1998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流動性陷阱”的某些跡象,應當說是比較靠近“流動性陷講”,因為7次下調利率,利率確實比較低了,再下調利率的空間已不大。體現在LM曲線上,LM并非水平,當前中國經濟不處于“凱恩斯區域”或“蕭條區域”,但是LM曲線比較平坦,比較靠近“凱恩斯區域”,位于“中間區域”與“凱恩斯區域”之間。 根據IS曲線和LM曲線斜率的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IS—LM模型形狀是:IS曲線依然比較陡峭,不過高垂直尚有一定距離;LM曲線依然比較平坦。這表明,當前中國經濟仍然位于蕭條或收縮階段。

三、幾個重要變量的分析

薩繆爾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依然宣稱:總的來看,經濟學家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變量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失業率和通貨膨脹(inflation),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經濟增長、高就業水平和低非自愿失業、價格水平穩定,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薩繆爾森的這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提綱挈領,簡單明了,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完全可以此為參照。

(-)經濟增長率

中國經濟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來,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長率,遠遠高于同期西方發達國家。但是,高速增長中又存在一個嚴重隱患:1993年以來GDP增長率持續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個年頭。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劃分方法,1991年以來的這一輪經濟周期,擴張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縮期是7年(1993—1999)年,擴張與收縮的比率僅為2/7,遠低于以往歷次經濟周期擴張與收縮比率,更遠低于美國經濟周期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經濟平均擴張期持續3.6個月,平均收縮期為14.4個月,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為1.58。二戰后,平均擴張期持續55.3個月,收縮期大約為1.8個月,擴張與收縮的比率為5.12(陳樂一,2b)。由此可看出,美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擴張與收縮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國,擴張與收縮比率卻迅速下降,這無論如何不符合世界經濟潮流。

二戰以來美國經濟擴張與收縮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和繁榮,主要原因無疑首推高科技,即技術變革。中國近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兩次繁榮(約1886-193年,1915-1931年),技術變革(相繼以和電力的普遍應用為標志)起了決定性作用。經典研究認為,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源泉是技術變革。199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滑以及本輪周期擴張與收縮比率的迅速下降,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還是缺乏經濟增長源泉——技術變革的支撐。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重在量的擴張,技術水平低,輕技術創新,靠資金大投入支撐。支撐9年代前半期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投資的超高速增長。199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率達到44.4%,1993年更高達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續出現投資不足。靠大投入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一旦失去投資的支撐,其增長速度就會逐漸乃至持續下滑。因此,9年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高令世人矚目,但增長質量和效率卻令人憂慮。

2年上半年,GDP增長率躍升至8.2%,扭轉連年來的下滑趨勢,人們不禁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經濟回升力度又明顯減弱,當季GDP增長率為8.2%,并沒有在二季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長率降至8.%。再者,中國經濟統計水份太多,種種虛假和不真實的數據充斥其中,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無濟于事。因此,中國產出的統計數據可信度相當低,GDP的真實數據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統計數據。鑒于此。我們必須尋找對其他變量的分析。

(二)失業率

失業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術語,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細想來,失業的內涵很難把據。西方學者對失業的種種定義,基本大同小異。綜合比較這些定義,可以發現失業涵義的幾個要素是:失業人員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動尋找工作。第三個要素是失業定義的重要條件,這樣就排除了非自愿失業。盡管如此,失業統計中還是存在種種問題,政府公布的失業統計數據往往偏離實際。西方學者對失業成因的解釋是:在每一工資水平上勞動需求量降低時工資并不相應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業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一是工資調整的失靈,即為什么工資不降低;二是為什么勞動需求曲線往左

移動。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西方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失業的這兩個成因考慮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長期來說,還存在另一個可能的成因:勞動供給量增加,即勞動供給曲線Ns向右移動。 我國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業,但是,我國失業統計相當混亂。失業與下崗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諱莫如深。“下崗”的含義是:職工離開原工作單位,但其勞動關系仍保留在原單位。照此定義,下崗是否就是失業?筆者認為,下崗就是失業,并且是失業的一種典型形式,因為下崗完全符合西方學者對失業定義的三個要素。下崗職工一般都在勞動年齡內,肯定具有勞動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單位。如此看來,下崗豈非失業?只是失業包括的范圍更廣,城鎮隱性失業者和農村失業者不是下崗職工,但都應屬于失業人員。

1979年以來,我國出現了三次失業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從1995年開始,現在正處于第三次高峰時期。這次失業高峰的群體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身上。真實失業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沒有準確的數據。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3%左右,照這個數據,我國失業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謂失業高峰。在西方國家,3%的失業率還低于自然失業率。但是,官方的3%僅僅是城鎮登記的失業率,城鎮公開失業但沒有登記的、城鎮隱性的失業者、農村失業者都沒有計算在內,試想如此官方失業率不知有何實際意義?在分析中,我們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為我國真實失業率,真實失業率會遠遠高于3%。21年以來,下崗或失業人員還在繼續不斷增加。

第三次失業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說從長期因素來看,是人口總量過多,這是當時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總量過多自然導致勞動力總數(就業人數與失業人數之和)過多。從短期因素來看,失業高峰是由于勞動力需求量減少,勞動需求曲線左移。總的說來,失業是由于勞動供給量遠遠超過勞動需求量,工資又不能靈活調整勞動供求(工資剛性)。

勞動需求量減少,勞動需求曲線左移,主要原因是產量下降,即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產量水平與失業率之間存在這樣一種關系:產量增加時,就業量也趨于上升;反之,就業量趨于下降。奧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產量水平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凱恩斯也認為,就業量和工資不是在勞動力市場決定的,而是由產品市場上人們對商品的需求決定的。凱恩斯的意思就是說,決定就業水平高低的是產量水平。就實證分析來說,產量水平與失業率確實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因此,下崗和失業人數的增加,勞動需求量減少,表明經濟增長緩慢,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處于衰退或蕭條階段。

(三)價格指數。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物價波動是經濟周期被動的主要現象之一,有些西方學者干脆就用物價變動來描述宏觀經濟景氣變動。在我國,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價格指數越來越靈敏地反映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且日益成為觀察宏觀經濟景氣變化的“晴雨表”。具體來說,價格指數最能判斷經濟周期的四個階段。

前文所述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當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時,價格指數上漲率降低。即減速的物價上漲,甚至負增長,出現通貨緊縮,這時經濟滑入蕭條階段;當實際經濟增長率高出潛在經濟增長率很多時,價格指數上漲率攀升,即加速的物價上漲,出現通貨膨脹,這時經濟步入繁榮階段,因此,物價上漲速度的加速或減速是判斷周期不同階段十分重要的參數。與此相對應,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中,潛在產出線右上方的繁榮階段,價格指數一般比較高;潛在產出線左下方的蕭條階段,價格指數一般比較低。總需求曲線AD向AD’移動過程中,產量不斷減少,同時伴隨價格指數上漲率不斷降低;相反,AD’向AD移動過程中,產量不斷增加,同時伴隨價格指數上漲率不斷攀升。

1997年1月,物價開始負增長,出現通貨緊縮。1998、1999年兩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和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都處于負增長中。從月度數據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與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與上年相比一直處于下降狀態。到4、5月份,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分別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來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價格的降幅開始穩步回落。生產資料價格自1996年4月以來,一直持續下降。1999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產資料價格下降幅度呈縮小趨勢。

2年價格總水平持續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現波動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是1998年4月以來連續22個月負增長后首次正增長,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開始持續略有上漲,但是8、9月份的漲幅分別比上月回落.2和、3個百分點。1月份與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漲1.3%,環比略漲.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下降1.3個百分點,降幅比二季度縮小.6個百分點,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擴大。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去年以來逐月回升,3月份實現正增長,4、5、6月份繼續上揚。1-6月份,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上漲.9%。三季度生產資料價格同比上漲4.8%,漲幅比二季度增大2.5個百分點,其中8月份同比上漲5.1%,9月份上漲5.8%。

從走勢上看,生產資料價格回升力度明顯較大,但是,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回升力度較弱,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基本上是保持穩定。生產資料價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漲及其連帶效應,是成本推動型,而非商品供求關系的改變。總之,價格總水平至今還在低位運行,通貨緊縮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這時,實際經濟增長率仍然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經濟至多只是出現了復蘇和回升的跡象,并沒有穩定走向復蘇和擴張。

四、小結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幾種工具中最有價值的是產出缺口理論。1996年,實際GDP增長率開始低于潛在增長率,產出缺口變為正數,這是9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表明中國經濟已經明顯出現衰退或危機。1997年以來,實際經濟增長率越來越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1999年達2個百分點以上,表明產出缺口不斷擴大,衰退日益嚴重,以致出現蕭條,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國經濟處于波谷之中。幾個重要變量的分析,最有意義的是價格指數。價格指數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結合,進一步證實了1999年中國經濟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經濟增長率、失業率也為1999年中國經濟滑入波谷或蕭條階段提供了佐證。

篇2

[關鍵詞] 宏觀經濟 產業結構 投資 消費 非公有制經濟原因

六年來,廣西經濟保持快速健康發展的勢頭好，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快，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從2002年以來,全區生產總值增長已連續五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分別為10.6%、10.2%、11.8%、13.2%和13.5%，“十五”時期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0.6%，高于全國平均增長速度，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3%以上（如圖）。2005年全區生產總值已突破4000億元，經濟總量明顯增強，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進一步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全年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由2001年的4697元上升到2006年的10240元。財政收入由2001年的263.02億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568.08億元，六年的年增長率分別為19.6%、12.7%、11.8%、18.2%、17.7%和19.5%，年平均增速達16.6%，遠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

廣西宏觀經濟運行的情況主要表現在產業結構、固定資產投資、消費、非公有制經濟等方面。

1.三次產業結構和行業結構不斷優化。第一、二、三次產業結構由2001年的24.9∶36.6∶38.5調整為2006年的21.5∶39.2∶39.3,其中，第一產業比頭兩年下降3.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比重則提高2.6和0.8個百分點。廣西2001年～2006年三次產業結構情況如下表:

第一產業:內部行業結構不斷優化，在穩定主要農產品產量的同時，繼續深化農業結構調整，特色農業區域格局顯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總體發展良好。一是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二是種植業結構調整成效明顯;三是優勢產業集群區域化特征顯現。農產品加快向優勢產區集中，優勢產業集群逐步顯現。

第二產業:工業經濟穩步發展，2001年～2006年第二產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88%，重化工業特征日益明顯。廣西加快工業結構調整步伐，擴大工業技改投入，加大工業園區建設扶持力度，積極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制重組工業內部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高新技術業得到較快發展，企業克服了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的不利因素，廣西工業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已開始步入快速發展軌道。同時，廣西重化工業特征日益明顯，增長速度已經連續三年保持快于輕工業。

建筑業也呈穩步增長趨勢。全社會建筑業完成增加值由2001年的145.68億元上升到2006年的286.4億元，年平均增長0.95%。全區具有資質等級的總承包和專業承包建筑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0.94億元增加到13.29億元，平均年增長幅度達到2.06億元；上繳稅金由6.04億元上升到22.81億元，平均年增長近2.8億元。

第三產業:內部行業不斷優化，交通運輸及郵電通信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繼續發展，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業和旅游業等新興行業得到進一步發展。

2.固定資產投資穩步增長，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顯著增強。六年來，廣西政府正確地處理好宏觀調控與加快發展的關系，同時繼續堅持投資拉動為主的方針，加大重大項目建設力度，積極發揮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期間廣西投資的重大變化是小項目投資減少，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作用顯著增強。

3.消費增長總體平穩，增幅有所提高。2001年～2006年廣西消費需求增長總體平穩，增幅有所提高，確保了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對廣西經濟增長的必要拉動，增強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同時，農村消費逐漸加快，城鄉增幅差距進一步縮小，城鄉消費呈現出同步增長的趨勢。

4.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廣西政治上鼓勵、政策上扶持、方向上引導、法律上保護，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金融服務、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領域，積極引導個體、私營企業制度創新，加強和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一是投資方面，非國有投資較快增長。二是消費方面，非公有制經濟零售額保持快速增長，市場份額繼續擴大。三是出口方面，私營企業出口居首位。

綜上所述，廣西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加快；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工業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國內需求持續旺盛，國外需求保持較快增長；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繼續提高；宏觀環境趨于寬松，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國家繼續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扎實推進，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加快，中國――東盟博覽會繼續在南寧舉行，“兩廊一圈”合作的提出；這多重機遇將為廣西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第二，當前廣西正市場導向的、內在的周期性擴張因素顯著增強，消費結構升級和民間投資成為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有力支撐。

第三，經過“十五”時期的發展，廣西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不斷增強，已經具備了加快發展的條件。

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廣西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農業基礎薄弱,抵御災害能力不強，農民增收渠道不多;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品競爭力不強，生產受市場需求約束加大;投融資渠道單一,項目前期工作滯后，新上項目難度加大;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就業、社會保障、扶貧開發任務還比較艱巨等。

參考文獻:

[1]黃 錚:《廣西對外開放港口歷史、現狀、前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劉咸岳主編:《廣西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2年》,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劉咸岳主編:《廣西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3年》，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劉咸岳主編:《廣西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4年》，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李甫春等著:《千年等一回――廣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理論構想》，民族出版社，2001年

[6]韋小鴻等著：《廣西沿海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戰略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楊道喜著:《論轉軌時期的廣西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出版社，2002年

[8]章遠新編著:《新世紀新階段廣西加快發展的重大問題研究》，中國物價出版社，2003年

[9]廣西社會科學院編:《廣西實現富民興桂新跨越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1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2（3）

[11]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2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3（3）

[12]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3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4（3）

[13]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4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5（3）

[14]廣西壯族自治區統計局:《2005年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3）

篇3

關鍵詞：宏觀經濟 財富結構調整 金融層面 實體層面 分析預測

中圖分類號：F830.4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2-04-04

在固定資產投資與國際貿易順差持續擴展的推動下，2007年GDP增長速度繼續攀高，達到本輪經濟周期的最高點。雖然實際GDP與潛在GDP之間的正向缺口進一步擴大，來自實體層面的過熱壓力進一步加強，但技術進步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大幅度緩和了成本提升和需求加速的沖擊，來自產出缺口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在可控區間內，中國實體經濟依然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均衡的健康軌道上運行。

2007年，GDP在上半年逐季加速的基礎上沒有出現明顯回落；CPI在食品類價格和居住類價格的支撐下持續走高；“雙順差”的進一步擴大；外匯儲備的大幅度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貨幣政策組合式的緊縮調控效果并不明顯，流動性總量過剩與結構性不足相并存的問題依然嚴重；在流動性過剩與金融進一步深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財富結構開始進行快速的調整，并推動了財富總量進一步的加速增長，使資產的財富效應已經顯現，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和資產價格形成機制開始改變，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自我強化機制初見端倪。

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應該改變“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的調控模式，強化不同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管理，采取穩健的財政政策與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在緩和外部不平衡的基礎上，積極調整內部經濟結構，使2008年實際GDP增長速度向潛在GDP增長速度進行緩慢回歸，在消除經濟過熱壓力的同時，延緩本輪經濟周期的繁榮形態；在有序推動國民財富結構進一步調整的進程中，隔斷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自我強化機制，以緩和財富效應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

依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預測2007-2008年間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形勢1，得到以下預測結果：

一、GDP維持高速增長勢頭的實體基礎和必要性

中國宏觀經濟在2007年雖然延續了2006年增長的持續勢頭，但其季度波動規律卻發生了明顯變化，改變以往“二季度擴展、6月緊縮、下半年回落”的季度波動規律，全年各季度增長都超過11%。實際GDP與潛在GDP的正向缺口進一步擴大，從2006年的1.37%增加到2007的2.36%，增加幅度依然處于3%的可控區間，來自實體經濟的通貨膨脹壓力低于1.5 %。這說明，雖然總體經濟過熱的壓力已經出現，但中國宏觀經濟依然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的區間健康運行，11%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具有合理性。

第一、在本經濟周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主導型的特點更為突出。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不斷深化的過程。上一時期的投資會在下幾個生產時期轉變為生產資本。同時，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幅度提升。這些因素使潛在GDP和供給大幅擴張，宏觀經濟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同步快速增長的進程中出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景氣局面。

第二、從中國宏觀經濟近10年來增長速度與結構之間的關系來看，要解決中國經濟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高速度增長是必須的。2000年以來，在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產業部門間的聯動性和均衡性開始顯現，經濟增長速度與部門離散系數呈現出較高的負相關關系。另外，在高增長-高投資的過程中，投資的區域結構也出現優化的趨勢。投資出現了中部崛起的現象，投資比重持續呈現出“東部地區比重下降、中部地區比重上升、西部地區比重基本不變”的特點。

第三、中國就業的壓力要求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中國總體經濟增長-就業彈性在1999年以來一直處于下滑趨勢， 2007年中國總體經濟增長-就業彈性僅為0.053。這意味著，在維持目前的城鎮失業率不超過4.5%的前提下要解決每年約0.97%的經濟人口增長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當不低于9.5%。

二、固定資產投資的季度波動性降低，增長速度處于合意區間

2007年固定投資增速出現了“名提實降”的局面。2007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5.4%，實際增長速度為21.1%。從季度波動狀況來看，2007年并沒有出現以往“上半年提速，下半年緊縮”的波動模式，名義增長速度基本維持在25-25%區間，實際增長出現逐季輕微波動的格局。從增長速度和總量規模來看，2007年固定投資處于較為合意的區間，維持目前的固定投資增長速度對于中國經濟在結構調整中維持高速經濟增長是必需的。

第一、固定資產增長速度雖然高于消費增長速度，但是消費與投資的實際增長速度缺口進一步收窄，開始進入比較合意的區間。根據對世界各國在同類發展階段的相關數據表明，經濟在人均2500-6000美元的經濟“起飛階段”，投資-消費增長速度缺口在8-12%發展區間是合理的。否則，無法維持高速增長，達到“起飛”的速度要求。從1978-2007年30年的數據我們也看到，只要投資-消費增長速度差距低于6%，總體經濟基本處于蕭條狀態。因此，在消費開始啟動的階段，較高的投資增長速度依然有保持的必要。

第二、從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調整消費、投資與凈出口在GDP形成中的比重，不能依靠簡單降低投資的方法來實現。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降低投資增長速度的直接結果不是使內需加強，而是外部不均衡進一步擴大，消費、投資與出口的不協調關系進一步惡化。消費調整的漸進性決定了要從根本上改變內需與外需的比重，必須在維持一定的投資增長速度，保證內需與外需均衡增長的基礎上，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以及相對價格的調整才能實現向消費推動型經濟增長的轉變。

第三、本輪經濟周期中的投資效率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宏觀效率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同時，微觀效率也出現了大幅度提升。在宏觀上，1999-2007年增量資本產出比率（ICOR）出現大幅度下降，從1999年的6.82下降到2007年的3.73。在中國目前工業化進一步深化的過程中，該比值的下降則更說明中國投資效率的宏觀革命。在微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速度自2001年出現大幅度上升之后，基本維持在30-40%之間高位。

第四、本輪高速的投資增長屬性發生了變化。從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原材料價格指數以及生產品價格指數的走勢可以看到，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僅沒有帶來上游產業的短缺，也沒有帶來全面產能過剩或下游產業供給過多的問題；從投資主體性質和資金來源等方面來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主體主要為市場化的企業，投資來源主要集中自籌資金。

三、消費增長速度雖擺脫了“低水平”困境，但實際增長幅度并不顯著

2007年我國社會消費零售名義總額在2006年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加速增長的態勢，但是由于2007年物價水平持續攀升，全年實際消費增長速度僅為11.7%。2007年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預計為9.5%，與歷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著很大差距。

第一、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別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國消費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撐。2000-2006年居民總收入平均增長速度為11.2%，工資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6%，但是同期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9.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5.5%。從2001年-2006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個百分點，營業盈余及固定資產折舊的占比從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達到10.3個百分點，而生產稅凈額占比從14.1%上升到14.6%。這種“富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的投資-消費格局的惡化。

第二、住房投資支出極大地擠壓了消費支出增長的空間。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中國居民住房投資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國居民投資支出與消費支出的比例從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房價加速性的上漲，估計2008-2009年房價的進一步提高將使這兩項指標進一步提高，這對于2008年實際消費支出的提升有極大的制約。

第三、大量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費用支出的提高，對于消費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約作用。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費中，醫療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長速度超過了居民消費的平均增長速度。1998年之后市場化改革使這些服務的支付由居民進行支付。這些服務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間達到32.1%，且逐年提高。這大大擠壓了居民對于其他消費的支付。

四、在總供給和總需求基本均衡的實體經濟基礎上，中國經濟近期爆發全面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

從2007年以來，我國CPI處于逐季加速的狀態，從1月份的2.2%增長到10月的6.5%，全年預計CPI增幅達到4.5%；零售價格指數（RPI）從1月的1.8%增長到10月的5.1%，而原材料價格指數和生產品出廠價格指數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發展模式。

第一、結構性價格上漲在本質上是相對價格的調整，它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要點，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農產品、原材料以及能源的價格上漲，核心原因在于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補償性價格的上漲以及改革導致的價格約束的釋放。因此，本輪結構性價格上漲一方面是高速經濟增長中經濟結構自動調整的產物，也是進一步結構調整的動力，中國經濟從根本上需要相當一段時期的相對價格調整。

第二、結構性價格攀升的現象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持續。國內農產品供求的緊張關系將在一定時期難以緩解。由于國際糧食庫存處于歷史最低點，國內與國際市場價格差異依然較大，食品類價格攀升的國際壓力將持續存在。能源價格改革、國際能源價格持續攀升以及國內外能源價格差異等因素決定了能源價格攀升將在一段時期內存在。工資形成機制的改革將使勞動力成本加速提升。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化以及房地產市場的攀升等因素決定了土地價格的上升以及居住類價格的變化。節能減排等戰略任務的持續推進將大幅度提高能源密集產業和污染型產業的生產成本。

第三、本輪價格上漲的結構性和補償性特征決定了中國短期不會出現全面物價水平的攀升和通貨膨脹。如果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次序、速度以及規模沒有很好的控制，流動性持續偏高和貨幣缺口持續擴大很可能導致結構性價格上升向全面通貨膨脹轉變。因此，在短期內應當利用行業政策和財政補貼等措施，控制結構性價格調整的力度，并“對沖”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社會沖擊。在中期依然應當對貨幣缺口進行控制，在積極引導總量過剩流動性的基礎上，防止過剩的流動性向實體經濟過度轉移。

五、中國經濟的非均衡增長戰略決定了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宜過度收縮貿易順差增速

2007年上半年，“雙順差”的狀況進一步加劇。在經常項目大幅度增長并創造歷史新高的同時，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也出現了巨幅增長，上半年達到902億美元。估計2007年全年，進出口總值為21749.2億美元，同比增長23.5%；出口12173.7億美元，同比增長25.6%；進口9575.5億美元，增長21.0%；貿易順差2598.2億美元，同比增長46.4%；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1500億美元，同比增長幅度15倍。

第一、進出口異樣波動，資本與金融項目下的證券投資逆差大幅度下降，凈誤差與遺漏項目大規模逆轉，這些現象說明我國面臨的投機資本流入的壓力日益加大，加大投機資本的監控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越來越顯得重要。

第二、在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的同時，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出口增加值率以及出口企業利潤的大幅度提升說明了中國出口具有強烈的自主性，而不是國內產能過剩的被動產物，在內部不均衡與外部不均衡的互動進程中，中國經濟外部不均衡的外生性主導作用日益凸現，以“調內為主，調外為輔”的政策導向日漸式微。

第三、外部不平衡與經濟高速增長在較長時期內的共存，要求我們對非均衡發展模式進行重新認識，世界經濟失衡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發生飛躍的契機，具有戰略性的價值。簡單追求發展的均衡、簡單出臺政策大幅度的削減貿易順差可能延誤中國經濟的騰飛。

第四、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在短期內可能會引起中國貿易的小幅回落，而美元的持續走低可能意味著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調整機制已經開始，中國貿易政策的中期定位應當相機決策。

六、財富的快速增長和財富結構的迅速調整，推動了中國宏觀經濟在金融層面和實體層面的進一步分離

高速的經濟增長意味著快速的財富積累，在外部經濟不平衡、流動性過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中國的財富結構開始進行快速的調整，財富結構的快速調整進一步推動了資產價格和財富總量的加速增長，資產的財富效應已經顯現，并開始改變中國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和資產價格形成機制，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自我強化機制初見端倪。中國宏觀經濟在金融層面與實體層面進一步分離的進程中不僅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也出現了全新的動蕩因素。

（一）財富總量和結構快速變化的原因

第一、中國非均衡發展模式所導致的中國國民對外債權的快速積累是財富結構變化的引擎。

在固定匯率和結匯制度的作用下，外匯儲備資產的大量積累就意味著，國民通過外幣資產轉化的本國貨幣資產沒有相應的本國實物資產與它匹配。貨幣資產出現過剩，即目前面臨的流動性過剩。這些過剩的流動性在本質上是國民延遲的消費。因此，在國民的跨期決策中不會自動轉化為消費而流向消費品市場，進而引起通常意義的通貨膨脹。在實物資產和其他金融資產供給存在的前提下，這些由外幣資產轉化而來的貨幣資產要么向實物資產轉化，要么向其他金融資產的轉化，從而出現大規模的資產結構的調整。

第二、中國國民財富積累到一定規模要求中國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來分散資產風險，同時提高跨期資源配置的效率，資產結構多元化需求日漸強烈。

過去幾年中，我國非銀行融資渠道得到全面發展。1）居民在流動性過剩、利率過度低下以及儲蓄風險過于集中等因素的推動下，開始大規模重新組合資產。一是將在消費貸款創新的帶動下，將銀行儲蓄資產提前轉移到不動產之上；二是在證券市場高收益的驅動下，將銀行儲蓄轉化為股票、基金、保險以及債券等金融資產，出現近期居民儲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現象。2）企業在融資成本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驅動下改變傳統的融資渠道，開始大量利用直接融資渠道進行融資。3）金融企業為了轉移和綜合金融風險進一步進行金融創新，使大量衍生金融產品出現。

這些力量直接引起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和實物資產結構的大變動。1）房地產資產比重提高。2）信貸資產相對規模開始下降，“脫媒”現象開始發生。信貸資產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3）股票市值在波動中大幅度上升，股票市值/GDP的比例也呈現出大幅度波動的態勢。4）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較大幅度上升，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券占GDP的比例顯著上升。

（二）財富結構快速調整的影響

第一、財富形式的金融化導致大量貨幣資產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推動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化，M2和金融機構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呈現加速上漲趨勢，貨幣缺口與CPI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

1991-2006年，中國M2的年均增長速度是GDP年均增長率的2倍多。金融機構金融資產/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110.0%上升到2006年的172.4%。貨幣增長快于實體經濟增長的現象可以稱之為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引起這種現象核心原因是金融資產的相互抵押和相互轉化，加速了金融資源的流動和貨幣乘數的巨大變化。這使得貨幣供應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之間形成的貨幣缺口并不直接表現為實體領域的通貨膨脹，貨幣流通速度的急劇變化使得傳統貨幣政策的數量目標失去了操作基礎。

第二、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使宏觀經濟的資金運用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進而使金融機構的資產價值對利率變化將更加敏感，金融機構資產的市場價值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利率風險暴露，實際利率調控在宏觀經濟中的核心作用日益顯示。

金融資產結構的多元化將對金融機構資金運用產生巨大沖擊。貸款在資金運用中的比例逐步下降，有價證券和外匯占款的比重不斷攀升。金融機構持有的有價證券占資金運用比例的上升主要體現在股票類資產價格的上升以及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券價格的變化上，導致金融機構資產的價值變化將更多地取決于有價證券價值和外匯占款價值的變化，而這兩種資產的市場價值對利率變化是高度敏感的。這也決定了利率調控在貨幣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在消費信貸創新的作用下，不動產的加速累計改變了利率與中國固定資產的關系，導致利率調節效果在房地產業和非房地產業發生分化，增加利率調控的難度。

由于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居民房地產信貸規模日益擴大，近幾年固定資產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明顯增強，尤其是房地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對利率變化相當敏感。2001-2006年期間滯后12個月的固定資產投資變化對真實利率的變化具有敏感性。中長期信貸利率與住房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的彈性系數為-0.796。這一彈性系數的絕對值大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利率彈性，這是因為房地產企業存在較高的資產負債率。因此，中長期貸款利率的上升將會明顯降低城鎮住房投資，而對其他產業投資的影響則不明顯。利率調整對于房地產行業與非房地產行業的效果將發生明顯的分化。

第四、財富結構的快速調整使資產價格的形成機制發生變化。在宏觀流動性過剩的推動下，財富的相互轉化和相互融合使資本市場和不動產市場的價格自我強化機制開始顯現，并進一步推動資產價值的重估、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與財富的加速膨脹。這些變化使居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和企業的盈利模式發生了基本變化，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革命已經爆發。

首先，財富結構變化改變了傳統的各資產市場之間的“蹺蹺板關系”，市場與市場在“財富-投資效應”和“相互估值與定價效應”下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機制。2005年之前，在房地產市場繁榮的情況下，股票市場開始出現熊市；在股票市場出現牛市時，房地產市場就會衰退。中房指數上海綜指從1995-1999年從922點下滑到692點，而上證指數1996-2001年則從400多點上升到2200點；而在上證指數2001-2005年下跌到998點的同時，上海房地產2000-2004年平均每年上漲14.8%。但是2005年以后股市與房市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房市與股市相互推動。

其次，財富結構變化帶動市場主體的行為發生巨大變化。居民在分散風險、投資獲利與投機心理的驅動下，改變以往保守的投資行為，開始大規模進入證券和房地產等高風險行業。與此同時，大量的企業進入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使企業投資收益大幅度上升，企業盈利模式全面轉向資本運作和資本價值的增值之上。

這兩個方面的變化開始引領進一步的流動性向房地產和各種金融資產流入，使資金在金融領域與房地產領域快速自我循環。房價和金融資產價格開始脫離實體經濟的支撐，經濟泡沫開始出現，宏觀經濟開始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不斷分離中運行，宏觀經濟風險和調控的難度也日益加大。。

第五、財富的快速累計使財富效應開始顯現，使利率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聯加強。

利率變化對消費的影響存在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中的消費對利率不敏感，原因在于利率對中國消費影響的傳統傳遞途徑主要集中在儲蓄存款的利息收入變化所產生的收入效應。但是，我們對近兩年以來的城鎮居民消費與利率和股票市值變動（財富變化）之間關系得考察發現，股票市場財富變化對城鎮居民實際消費的影響有實質性的變化，股票財富的上升開始影響居民的消費。

七、政策建議

（一）隨著實際GDP與潛在GDP的正向產出缺口的擴大，來自實體層面的過熱壓力進一步增加，但由于產出缺口及其帶來的通脹壓力并沒有超過可控范圍，宏觀經濟在總體上應當繼續采取中性定位、偏緊操作、組合實施的策略，以推動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中進行自我均衡化的結構調整。

1、重視投資增速對中國宏觀經濟實施“軟著陸”的宏觀價值。在不對投資規模和投資增速產生全面緊縮效應的前提下，通過利率政策、要素價格改革、環保政策以及節能指標等途徑調整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

2、改變“以再分配調節為主”的政策導向，將初次分配格局調整與再分配結構調整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通過工資、財產收益分紅和其他要素價格機制的改革，加速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機制的調整；通過社保體系的加速建設、支農政策的進一步推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提高、公益供給的提高以及新型政府住房補貼等手段，推動居民收入的增長和補償性消費的提高。

3、對于目前的價格上漲問題，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應當采取財政補貼、農產品價格穩定機制等措施進行分類治理，而不宜采取全面的緊縮貨幣政策，另一方面應當在恰當安排各種要素價格改革次序的基礎上，降低結構性價格上漲向全面物價上漲轉化的風險。

4、中國非均衡增長所具有的戰略性意義決定了我國不宜過度收縮貿易順差增速，在保持出口增速的同時，調整進口政策，促進進口增速的提高，以緩和“雙順差”對實體經濟結構和貨幣供應帶來的外生沖擊。

5、高度重視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密切關注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自我均衡調整機制的啟動，中國貿易政策的中期定位應當相機決策。

（二）改變以往“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的調控模式，強化不同宏觀經濟政策的組合管理，采取穩健的財政政策與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為消除經濟過熱壓力、延緩本輪經濟周期的繁榮形態創造條件。

1、在貨幣流通速度發生異變的環境中，改變傳統的貨幣供應總量目標導向的貨幣政策調控模式，確定真實利率目標導向的貨幣政策定位，通過適當加息與升值的組合消除過熱壓力，走出“資產收益虛高與升值的不良循環”。

2、改變以往“數量為主，價格為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模式，重視名義利率調整的滯后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根據實際利率的變化，優化利率調整的時機。

3、在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中，本幣對內過度貶值的福利成本顯然高于人民幣對外升值的成本，適度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幅度有利于突破貨幣政策的兩難選擇。

4、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環境中，一方面應對進一步減少財政投資的力度，防止財政的順周期操作；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大支出結構的調整，利用財政充裕的條件加速社保體系得建設、加大公益的投資、提高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投入力度。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通過特別國債的發行、各種進出口關稅和補貼的調整等手段為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實施擴大空間。

5、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入的監控，防止投機資本通過假貿易、假投資以及地下結匯系統進入。

（三）充分重視財富結構快速調整的宏觀影響，理清由此導致的中國宏觀經濟微觀基礎革命所蘊含的發展契機和整體風險，在有序推動國民財富結構進一步調整的進程中，通過各種方法來隔斷金融資產與不動產的價格自我強化機制，以緩和財富效應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負面沖擊。

1、財富結構的快速調整改變了貨幣循環的方式和貨幣政策中利率工具的效率及其傳遞機制。國家必須根據財富結構變化的進程，適當調整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

2、在規范投資行為模式、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積極推動股票市場的再融資與擴容，增加收益率適中的新金融資產，提高金融產品的多元化，以減少財富結構調整中供給短缺帶來的資產泡沫問題。

3、積極進行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在落實前期各項調控政策的基礎上，嚴控土地價格的暴漲與相應的投機行為，嚴格股權質押、房產抵押以及其他房地產與金融資產相互轉化、相互估價、資金自我循環的各種通道，防止資產價格自我強化機制的形成。

（四）有步驟地進行要素價格改革和本幣升值是中國中期調控的必然選擇。需要對不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的次序、力度以及規模進行統籌安排，同時，根據貨幣政策以及世界形勢的需要加大匯率調整的力度。

1、由于工資上漲對于未來結構性物價上漲是否轉化為全局性通貨膨脹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勞動工資形成機制不宜再短期全面展開。

2、本幣升值不僅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替代的關系，也與關稅以及各種補貼存在著替代的關系。人民幣應當在實際匯率緩慢升值的前提下，以關稅以及各種補貼的調整為輔助，進行名義匯率的調控。短期內貿易政策調控與貨幣政策調控都不宜過猛。

篇4

2017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貨幣政策如下

兩次可參考的“內緊外松”。

中美貨幣政策發生過三段背離：1991年4月到1992年9月，2007年9月到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考慮到90年代初我國的對外項目并沒有充分開放，后兩段政策背離對我們參考意義更大，這兩段時期都是內緊外松。這兩個案例的啟示是，內緊外松會引發匯率升值和資本流入壓力。可以推斷，一旦“內松外緊”，將引起人民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因顧忌美國的第二次加息，國內貨幣政策寬松延后。但一旦出現“內松外緊”的背離時，將增加人民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

國內債市走向主要還是取決于國內經濟通脹形勢和貨幣政策取向，長期視角看多。

從歷史經驗看，國內經濟基本面和貨幣政策取向對債市影響更大。雖然近期美國加息預期短期制約國內貨幣寬松進程，從而間接影響了債市，但債市走向還是取決于國內經濟基本面。利率在長期是內生于經濟形勢的，貨幣政策則是根據經濟形勢而調整的。2016年5-8月基于通脹回落預期，我們看多債市，為投資者抓住了全年最大的一波行情。近期房地產調控之后，隨著經濟通脹再度進入下行通道，貨幣政策有重啟寬松需求。我們認為中國作為大國，貨幣政策應以內部目標為主，未來將通過匯率貶值和加強資本管制的方式(不可能三角)，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考慮到短期控房價、去杠桿和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貨幣政策暫時中性。2017年1-2季度，隨著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國內經濟通脹回落，貨幣政策可能再度寬松。因此，我們在國慶期間判斷，房地產調控利好債市，經濟通脹下行預期、理財監管推遲和銀行收縮房貸后的配置需求，國慶后債市如約走強，10年期國債收益率探至2.65%的新低。

國內貨幣政策若再放松，對股市利好，前提條件是：匯率貶值不會引發資本流出失控。

貨幣貶值并不可怕，怕的是資本流出失控。今年英鎊閃貶，英國股市是漲的。2014年俄羅斯盧布暴貶，房價是漲的。1997年泰國死守匯率，資本出逃，最終匯率失守，股市房市崩盤。中國2015年8月、2016年1月和2016年5-8月的前3波貶值對金融市場影響差別很大，前兩波貶值均對應了A股閃崩，但是第三波貶值債市是漲的、A股也走出一波吃飯行情，金融市場對前3波匯率貶值的反應模式完全不同，可能跟央行加強資本管制有關。前2波貶值期間，每月資本流出1千億美元，而第三波貶值資本流出大幅放緩。如果央行能夠通過干預資本流出進而阻斷匯率貶值對金融市場影響的渠道，國慶后開啟的第四波匯率貶值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沖擊整體可控。

“內松外緊”黃金有交易價值。

如果未來中美背離“內松外緊”，美元走強(大宗商品以美元定價)，長期實際利率走升(機會成本上升)，這將壓制黃金。但是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后，黃金有交易價值，比如2016年上半年市場下調美聯儲加息預期，引發美元指數從100回調到92，黃金走出一波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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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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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