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6 09:33:4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經濟危機 全球化 自我創新 危機理論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是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大發展和私有制的內在矛盾決定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經濟已經是時代的特征,我們要想在全球化中遠離經濟危機、獨善其身,已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必須要深刻地認識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社會主義中國要如何才能保護好自身,不會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造成太大的干擾和影響,建設好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在二戰以后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主要以第三次工作革命作為生產力水平的主要標志,在這一生產力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也進行了一定的制度調整,這些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甚至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還吸收了一些屬于社會主義的內容,使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了更強的生命力。
但是不管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了什么樣的調整,資本主義的性質都不會改變,只要資本主義還是以私有制為其制度的核心,那么資本主義就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矛盾圈子,因為資本主義在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調整只能是一種折中的方法,沒有辦法使得社會化大生產真正地得到充分的發展。本文主要著重研究全球化水平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會怎么樣影響全世界,而在全球化的經濟危機中作為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國,又將要怎么樣才能調整好自身,使中國在經濟危機中得到穩定有序的發展。
戰后的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直接成果,占領了時展最前沿的技術要素,這也使得資本主義的制度上出現了封鎖技術出口的禁令,因為一旦其他國家可以享受工業革命的成果時,其他國家的發展也會突飛猛進。由此可知,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在技術上占優,就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轉移,對于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過去由本國生產出來產品再尋找發展中國家去進行銷售的情況一定不會再出現,因為此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要出口技術和資本就能獲得高于自己生產再銷售的利潤,因此,對于熟練地運用自己制定的經濟游戲規則的大國而言,利用資本到各國去投資再銷售到當地或其他國家,甚至于自己的國家一方面能獲得超額的利潤,還能使得本國的環境保護取得較大的進展,贏得本國人民的支持。
但是在時展的今天,特別是在美元主導的經濟中,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繼續享受全球其他國家為其生活成本買單的同時,只有處于一種赤字的狀態或是外貿上入超的狀態才可能實現,因為一旦美元通通地收回到本國,美元就不可能成為世界貨幣了。與此同時,資本的輸出就會更多地表現為美元的輸出,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發行到全世界各地,同時由于金融業的高度發達使得外匯等各種市場發展得比較完備,美元在各國形成的儲備定然要找到一個出口,對于全球最發達的市場而言,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有投資價值了,因此,當前的許多經濟危機已經發展到了金融危機的水平。
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回顧這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總的看來,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馬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現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信息時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經濟學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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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資本 引發 經濟危局
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至今已有三年時間,人們似乎沒有看到國際經濟好轉的態勢,反而看到國際經濟正處于危局之中,危機隨時會卷土重來,所不能確定的是危機到底何時爆發,這種危機感對于世界各國各階層群體都是真實的。對普通百姓尤其是窮人來說,隨著物價的不斷變動,生活拮據,中產階級生存和發展空間受到大力擠壓,有傾向于再平民化甚至貧窮化趨勢。在歐洲、美國經濟仍處于危機的當前,世界多數國家政府似乎山窮水盡,沒有應對危機的有效舉措,很多國家針對當前危局所制定的政策表現得相當自私,只考慮到本國利益或者是眼前利益,結果導致當前危機尚存、風險依舊的局面。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各國政府已作出很大的努力來應對此次危機。但問題在于即使很努力危機卻仍舊存在,相關政策的導向不僅沒能使“病情”好轉,反而將病情“惡化”甚至出現新的“病癥”,這就需要我們“從現象看本質”,超越危機現象,深入到西方國家經濟制度內部,探尋產生這些危機的制度性根源。從西方國家經濟制度中,我們不難看到,西方國家當前面臨著經濟制度性矛盾,即金融資本主義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具體是指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金融或者貨幣資本主義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這種制度性矛盾是導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更是當前西方國家新危機不斷的根源。本文從當前西方金融資本主義角度出發,詳細闡述金融資本主義與當前經濟危機存在的關系,筆者認為導致目前西方國家經濟危機尚存的金融資本主義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金融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關系的變化。傳統金融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即實體經濟)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其關系為金融資本主義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是為實體經濟融資,實體經濟為金融資本主義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盡管當時金融資本也具有“投機性”,但這種“投機性”的交易與實體經濟是緊密相連的。
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已經從制造業資本主義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并且有了質的飛躍。無論從規模還是性質上,當前和昔日的金融資本主義已經截然不同,但當前的金融資本主義里邊,實體經濟仍然依賴于金融經濟,但金融經濟可以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運作,這是一種單向性的依賴,即實體經濟依賴于金融經濟,金融經濟不一定依賴實體經濟,或者說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聯系不再那么緊密,金融經濟的“投機”本身變成了主體,金融經濟不再是為實體經濟融資,而更多的是為金融經濟自身“融資”,金融經濟通過融資控制大量資本或者貨幣,其目的是擴大自身實力使自己在進行金融交易時套取更多的“利潤”,即獲得更多的資本或者貨幣。這種套利過程本就是通過無數的金融“衍生產品”來實現的,而衍生產品是根據市場價格變化設計并通過各種市場變化來獲利的“風險規避工具”,因此,這就造成了賭博式的金融風險。導致這種賭博式問題的的具體表現在昔日的工業資本主義鼓勵人們通過勤勞工作、創造發明致富,但現在這些品德在金融資本主義面前變得一文不值,許多投資銀行家沒有道德底線,更無社會責任可言。如以前全世界向往的“美國夢”,即在自由國度里人人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成功,但在當前金融資本主義的驅動力下,“美國夢”已經成為歷史,不再現實。
其次,金融資本挾持政府,操縱整個經濟。金融資本往往是“過大而不能倒”,其“理念”就是金融資本這個“核心”一旦倒下,整個經濟受其牽連必將轟然倒塌。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想挽救全局經濟,不得不先救助金融行業,因為在當前世界經濟中,如此龐大的金融資本如有不測,那么整個經濟將毀于一旦。事實上的確如此,美國政府為了挽救本國經濟,動用了大量納稅人的錢拯救華爾街,但遺憾的結果是在華爾街復活后,根本沒有意向挽救美國的實體經濟,拉動實體經濟發展,相反,按照自己的邏輯意愿發展,做出許多與經濟復蘇無益的舉動,導致當前美國經濟尚未走出陰影。因此,金融業的復蘇并不代表實體經濟的復蘇。除威脅政府,金融資本實際上也早已經開始操控政府決策。如西方國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稅的思想,意在遏制過度投機的金融交易,但到目前為止,這個想法只停留在思想層面而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要把這種思想轉化為政策和法律實施非常困難,因為金融業利用其巨大的財富力量從中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也沒能促成西方國家政府推動類似的立法進程。
再次,當前金融業性質與產生就業相矛盾。事實上,金融資本最具有流動性,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更是如此,資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因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在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拯救了金融業之后,美國金融資本并沒有意圖來擴大國內的投資,拯救實體經濟;相反,它們卻源源不斷的流向海外,流向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在發展中國家那里,相同的資本可以獲取遠較國內高的利益。
除流動性外,當代金融業具有高科技技術特征,如前所述,當代金融業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是用貨幣炒作貨幣,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其雇用人員為畢業于著名大學的優秀分子,即金融工程人員,不需要傳統金融業所雇用的大量雇員。因此,就不難理解華爾街在不斷制造少數富翁的同時也在解雇大量的員工。
最后,金融資本扼殺創新與金融資本天然的反民主特質。在很大程度上,當前的金融資本主義也可稱為貨幣資本主義。因為當前實體經濟仍然依賴于金融資本,今天很多制造業已經被金融資本所控制。金融資本已經不是專門為了實體經濟的創新服務,相反,卻是在大量扼殺技術創新,一旦金融資本感覺到此種新技術的產生會對其有負面影響或者沖擊時,擁有龐大資本的金融業就會一擲千金買斷此種技術發明,這就扼殺了真正技術創新。由于資本主義體系這個巨大的變化,原來經濟學中清晰可分的貨幣和實體概念不復存在,金融資本既控制貨幣發行,也成為了最大的“實體”,居于當今經濟體系的核心。
當代金融業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 “貨幣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還是無形的,物質還是非物質的,這是由金融資本的本質決定。只有當一切貨幣化后,這些有價值物質才可能成為“流動性”的一部分,才可以進入金融交易過程。從這個角度看,當代金融業也不需要傳統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權力的干預,但現實恰恰相反,在西方國家很多領域中,金融資本與政治權力往往勾結在一起,金融資本需要政治權力來幫助推進某些進程,政治權力需要金融資本來達到自身的目的,政治權力和金融資本之間經常精誠合作。
當然,政府會認識到貨幣化的弊端和惡果,但就當前如此復雜的世界經濟而言,西方各國政府樂于接受現實。如美國政府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期間,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從而故意放松對本國金融業監管,讓金融投機行為大行其道,在國內和國際上興風作浪。對美國來說,因為其金融系統控制著整個世界經濟命脈,通過其金融業的投機,把其他國家已經貨幣化的財富轉移到美國。正是具有這么大的利益,美國政府至今未對金融業實行真正有效的監管,盡管金融業的這種行為也在其國內制造很多麻煩。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顧問不是來自金融業而是來自實體經濟部門,當前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因為雇用金融資本者做顧問,或許能夠看清金融資本如何操作,但是政府很難對金融業出臺真正有效的管治和規制措施。
綜上所述,造成西方國家經濟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金融資本主義因素是造成當前危機不斷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西方國家這種金融制度本身的掠奪性,從而制定相應對策以避免中國經濟大幅波動造成社會動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韋伯(德).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 陳維綱譯,陜西: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