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貿易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動態貿易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教學模式；動態化

一、引言

后經濟危機時代，我國進行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就業市場對專業和學科融合趨勢不斷加強，社會在職業選擇的潮流中要求應屆大學畢業生是全才更勝于專才。為了適應新形勢發展，無論是一、二本科院校、獨立學院還是高職高專類院校，都相繼開設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同時隨著外貿知識的普及，除國經專業外，其他經濟管理類專業，如市場營銷、工商管理、財務、會計、經濟學等專業，甚至非經管類專業、如英語、日語、紡織、信管、輕化等專業也開設諸如《國際貿易》、《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單證實務》等涵蓋理論、政策及實務等課程內容。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在我校會計專業、財務專業的開設，正好給了一個專業和學科融合的契機，該課程有效結合了理論、政策、實務等多方面的知識點。如何更好且有效地根據課程內容，創新教學方法，改變教學觀念，提高教學效果，這就要求獨立學院本科院校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在大學教育教學過程中，更注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和基本的自學能力。為了讓非國經專業學生了解國際貿易的內涵，體會貿易的邏輯思維，提高教學質量，適應經濟全球化對人才培養的要求，本文結合團隊的教學實踐，針對《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相關現狀，研究出動態化教學模式，以適應外專業學生學習的整套體系。

二、《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現狀研究

（一）課程開設概況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無論從事什么行業的人員，具備一定的國際貿易相關知識成為一種時尚，因此普及經貿知識，盡快融入世界市場已成為當務之急。《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是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基礎性理論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課程內容包括了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實務兩部分，也就是關于國際貿易的宏觀知識和微觀知識兩部分。一方面立足國家的角度去闡釋為什么會發生貿易，怎樣發生貿易，如何制定貿易政策；另一方面從企業的角度去研究交易的流程細節問題。開設這門課程的目的是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學生的思維應變能力。我們獨立學院立足于培養應用型本科層次的人才，強調理論教學適度，以實際應用為重點，學生畢業后應屬于“拿來就用型”[1]。時代在發展，如何在現階段條件下培養與國際貿易接軌的外專業人才，參與社會競爭，是本課程在外專業開設的主要目的。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材的理論與社會的實踐相矛盾

由于國際經貿的迅速發展，以及教材在編寫、出版、發行甚至再版等過程中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后性，任何教材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時間差”的困境。隨著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課程內容也在不斷更新。比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大多數教材還是停留在傳統貿易理論上，但是目前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如環境與貿易、運輸與貿易的實際問題被忽略，貿易保護政策中的“碳關稅問題”，近年來各國對我國反傾銷、反補貼的新案例，以及2013年通過的上海自貿區的構建等。一方面國內很多教材即便是推陳出新的，也沒有做到全面反映這些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教師在教學環節中“以教材為綱”，不能充分反映新變化、新動態，導致授課內容與目前的實際情況不相符。

2.教學內容及方法與學生的需求相矛盾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長期以來都是國經專業的老師在授課，國經專業的老師對本專業的內容純熟，往往從專業角度進行教學，專業素質要求較高。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大多教師采取的教學手段比較固定且向單一化發展，這些都與學生專業發展需求不匹配，導致在授課過程中學生容易出現興趣缺乏、疲憊、注意力不集中等現象[2]。同時，現在教學都是以多媒體課件作為基礎，但是課件內容不生動，課堂上提問環節學生不配合，案例分析費時且討論不充分，課后布置作業，學生不思考敷衍了事，分組討論時出現搭便車現象等等，這些問題在課堂授課環節中都普遍都存在。因此，大多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還是以單方面講授為主，教學效果不十分理想。教師的教學方法應主張更加靈活多樣，要能吸引大多數學生的參與，教學手段和方法要突出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3.考核方式和考核能力相矛盾

目前本校《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考核方式還是比較固定的，采用平時成績30%，期末卷面考試70%。考試是教學評價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師生的積極性，是考核教學效果的主要依據。但在這種制度下，有幾種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3]：第一，一考定輸贏。期末考試的成績難以全面考查學生的真實水平，很多學生靠死記硬背照樣取得不錯的成績。第二，命題不科學。大學考試往往是誰授課，誰出卷，誰批卷。不僅要求班級通過率，各種題型都要涵蓋，最后還要有試卷分析報告體現并存檔。這些行為直接導致教師在授課過程中，為滿足教學要求，往往以考試內容作為授課重點。無論對教師還是學生這都非常不利，不能充分體現學習的初衷，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動態化教學模式的研究

（一）動態化理論構建

本文的理論來源是技術差距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M.Posner）提出的一種貿易理論。它以不同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的存在，作為對貿易發生的解釋。現在將該理論運用到教學過程中，將該門課程的學習看成是一個周期，同時將周期劃分為四個階段，學習過程中涉及到所有問題都分散在這幾個階段中，去解釋動態化教學理論淵源。

圖1：課程學習階段劃分圖

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整個學習的時間周期，縱軸上半部分表示知識理解的程度，下半部分表示知識運用的程度。T0表示首次課導入期，T1表示月末過渡期，T2表示中期檢查期，T3表示期末復習期。在學生知識接受和運用知識的過程中，知識的運用總是滯后于知識的學習。

T0—T1為需求時滯階段，是指教師開始講解一門新課，但是學生沒有意識到它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對這門課程知識是否適用自己，有一個認識滯后期，這往往表現在開學的第一個月時間里，學生慢慢開始對該課程產生興趣有一個懵懂期。在該時期，應該以教師授課為主。

T0—T2為反應時滯階段，是指新課程新知識的導入，學生在教師的啟發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生意識到課程對將來就業的重要性，開始主動學習相關知識的過程。這往往表現在中期檢查前后，也就是學期的第12周前后。如果學生學習接受能力受限，那么反映時滯期就更長一些

T2一T3為掌握時滯階段，是指學生開始從單方面接受知識，過渡到自己可以消化吸收知識，更有甚者，最后可以將知識運用到生活中的實例，最終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往往表現在期末復習前后，學生開始思考問題的解題思路和方法。

To—T3為模仿時滯階段，是指從課程導入開始，到課堂授課環節的結束為止。這整個課程學習的過程中，學完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之后，對外專業的學生來說，更多地是引入思考，這門課程與將來的就業有什么關系，將所學的知識點運用到自己專業知識中，從而達到一個專業融合的目的。在課程結束時候，教師的課堂講授環節已經結束，但是學生的知識運用才剛開始。

（二）動態化路徑探索

課堂的教學氛圍是隨時在變的，不同專業，不同學生的特點不同，甚至同一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也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結合學生能力與特點，根據所講章節的具體內容，采用動態化教學手段。在教學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上，注重掌握漸進性和階段性，根據教學內容有選擇性地進行因材施教。課程教授過程劃分成以下幾個階段：首次導入，月末過渡，中期檢查，期末復習，在不同的時間段，結合學生不同的需求變化，改變教學方法和手段。

1.首次導入

為了使一學期的課能順利開展，在《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開課的第一講，讓學生領悟該門課的效用性，重要性，與他們專業課程的相關性，激發學生濃厚的興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問學生一個問題 “大家的家鄉都是哪里的，你們認為你們家鄉什么產品是主打產品，有哪些企業是做進出口貿易的”，設計調查問卷，引入大綱要求的授課內容。此外，教師還應該具備全局觀念，在第一次課就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要結合課程授課計劃給學生安排本學期的具體任務要求，介紹學生課外學習的網站，書刊等[4]。

2.月末過渡

新學期的第一次課或許大家都有興趣，但是如何讓學生在過完寒假回來的第一個月里去了解并接受這門新課，確實是門學問。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這門課，在授課計劃的第一個月，授課內容是國際貿易基礎理論，包括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這些理論對非國經專業的學生來說比較難，而且比較枯燥，就必須要注意將理論與實際掛鉤，讓學生在每次上完理論課后去了解他們感興趣的國家，或者他們自己的家鄉，選擇絕對優勢產品，比較優勢產品，要素密集度產品，還有規模經濟，需求理論，環境成本理論，運輸成本理論與現實的關聯性[5]。在月末組織一次討論課，讓學生針對自己感興趣的理論結合自己感興趣的產品，讓每個學生參與進來，了解貿易的原理，充分調動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6]

3.中期檢查

當學生已經開始了解并重視這門課程的學習之后，在期中教學檢查環節，需要對學生進行一次考核。讓學生了解課程興趣只是學習的調味品，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識才是關鍵。可以嘗試組織一次課堂筆記的抽檢，或者組織一次關于授課內容中的一些案例討論的結構化面試，通過這樣操作之后，一方面可以考核學生對該門課程的學習情況，另一方面可以對學生的綜合能力進行一次測評，作為期末成績的一個參考借鑒。應試教育體制下，考試是必修項目，但是其中考核的多樣性在于任課教師可以自己做主，間接地解決僅以期末考試成績衡量學生學習效果的問題。

4.期末復習

在期中教學檢查之后，學生開始意識到《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的學習過程，不是唯成績論，是綜合考慮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問題的答案沒有標準，尤其是案例分析討論題。這時候學生就會開始反思自己不明白的知識點，并已經會使用一些工具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甚至到了后期，有同學還會主動跟老師探討一些近期發生的貿易案例。在期末復習階段，不再是以老師課堂講授灌輸知識為主，而是兩手抓，一手抓老師引導學生去分析了解重難點，一手抓學生反饋老師自己對知識的理解和把握，老師更多負責的是答疑環節，在復習階段老師更應該注意加大輔導力度。

在四個階段性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動態化演變，最終就可以達到我們大綱中預期的教學目標，完成這門課程的學習。

四、結論

通過動態化教學過程的開展，可以突出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考核，加強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外專業的學生學習這門課程是順應社會發展，他們不需要去背誦和記憶那些貿易理論。同時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以將來就業為主要指導方向，在學習相關貿易課程之后，就業面就可以得到擴大，不僅僅是外貿會計，甚至是外貿業務員，單證員等等。這就要求學生在動態化學習的時候，明確自己學習的內容，有自己的側重點，能夠合理安排學習的時間。

利用動態化教學模式中師生的配合，可以有效轉換原有的教學觀念，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從教師的方面來看，教師應做到不斷自我增值，多參加一些科學研討會，多閱讀一些與時事掛鉤的貿易問題，多接觸學生目前感興趣的一些話題注意與課程接軌；從學生的方面來看，學生應從應試教育的誤區中脫離出來，變被動接受者為積極參與者，在課程的“首次導入——月末過渡——中期檢查——期末復習”過程中經歷從“興趣”到“懵懂”，從“懵懂”到“想學”，從“想學”到“會學”，從“會學”到“學會”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朱連生，王紅梅，劉晴晴. 基于社會需求導向的應用型本科院校教學改革的探討.[J]. 教育理論與實踐. 2010，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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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月，王貴彬.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考試模式改革探討.[J].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0（2）：31～32

[4] 王成林.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課程教學方法探析. [J].高教論壇. 2010（6）：84～86

篇2

電商物流的“生物性”―“蛛網理論”

電商企業總是在抱怨物流快遞基礎設施以及配送隊伍不能對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遞企業則抱怨電商企業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與供應的矛盾不斷地發酵、不斷地放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無論是每年各種節日期間的爭吵還是消費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時間內的動態發展過程中不斷的得到一種大致平衡。

這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一種電商物流的生物性，這種生物性就是經濟學中有名的“蛛網理論”。

讓我們看一下近幾年來中國電子商務訂單量的增長以及快遞企業的供應量狀況，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雙十一”以及申通、圓通的業務能力作為說明。

自從2010年開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這一天舉辦活動。2010年“雙十一”達到1200萬單，2011年“雙十一”達到將近3600萬單，2012年“雙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萬單以上。

伴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以及淘寶網C2C業務的增長，圓通其實是受益快遞公司中一個典型樣本。

通過圖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圓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寶的訂單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遞增，但是同樣與之配套的站點供應能力卻是以不到78%的速度遞增。

同樣，民營快遞單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點供應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剛接觸淘寶訂單時，其日均處理包裹量為30萬單，此后的2008年為70萬單，2009年為100萬單，2010年為200萬單，2011年達到300多萬單，2013年日均處理包裹量已經基本保持在日均500萬單。這還不是特指阿里巴巴“雙十一”時期的訂單量，只是日均訂單量而已。與之相對應的申通的網點設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過8000多家，其發展的速度與圓通類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電子商務行業，申通、圓通代表中國快遞行業，那么在巨大的訂單配送需求量以及實體配送供應能力之間就存在著一條鴻溝，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一點，蛛網理論在市場調節中發揮著隱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雙十一”訂單量差不多用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完全消化掉，但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很多退單的情形；2011年的“雙十一”阿里巴巴所產生的訂單量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認識到大數據的作用，并且提前聯合九大快遞企業做出應急預案，訂單超出預警自動轉移分配，僅僅用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就消化掉了7000余萬的訂單。

所以說當需求與供應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情況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責，很多東西只要通過市場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實現自適應的目的。

“蛛網理論”的隱性影響―市場調節

當配送供給彈性與訂單量的需求彈性不匹配時，會出現兩種情況：

供過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收縮，從而保證產品價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這種波動性會逐漸減弱，運營狀態趨于穩定，這個收縮的過程屬于收斂性蛛網。

供小于求：快遞必然會進行網絡擴充，但是它所擴充的僅僅是基于基本訂單量增長的擴充，絕對不會用正式工去擴充，為了應付突發性訂單增長會啟用臨時工、學生工、親屬來完成。這種擴充的階段是以需求為核心，需求量越大，則供給波動性越大，并且如果超過需求波動則會越來越遠離均衡點，甚至無法恢復均衡，這種結構稱為不穩定結構，也就是發散性蛛網。

發散性蛛網對于快遞網絡的破壞性是巨大的，為了抵消過度擴張的惡果，快遞企業有可能以惡意低價攬收、惡性關站裁人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造成企業倒閉的惡果出現，中國民營快遞不乏這樣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屬于這一種，也就是狂奔在擴張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當配送供給彈性等于訂單需求彈性時，波動將一直循環下去，既不會遠離均衡點，也不會恢復均衡，這種供給彈性與需求彈性相等為“蛛網中立條件”，蛛網為“封閉型蛛網”。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但是現實情況下很難做到。

提示：

篇3

關鍵字：比較優勢理論 假設前提 決定基礎 動態

作者簡介：劉培青(1976－)，女，湖北黃石人，南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是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陽市社科聯課題《我國外貿出口的動態比較優勢研究》（2006-HYSKJJ-ZC-024）資助項目

隨著國際經濟關系的日益密切和國際經濟交往的縱深化發展，作為指導國際商品交換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受到了很多的質疑。作為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到今天仍然沒有一種理論能夠捍動它在理論界的壟斷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學內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爭議較多的對比較優勢理論的三種質疑的解釋來說明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一、假設前提無損比較優勢理論的科學性

許多人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所構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前提的基礎之上的。比如說：完全競爭市場、需求偏好相同、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國際間非自由流動等。現實經濟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綜合體，比較優勢理論所依賴的假設前提在現實經濟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踐指導意義有待檢驗，以它為指導所產生的經濟結果會與經濟目標相左。上面的質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比較優勢理論需要一系列假設前提才能成立；二是這些假設前提與現實背離。

比較優勢理論的確要依賴一系列假設前提，這些假設可能與現實不符，但若據此否定比較優勢論，未免失之偏頗。對理論的闡述假定一些前提條件是一種分類分析方法，將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過每個部分的研究來揭示整體包含的規律、性質。這體現在經濟學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設下得出什么樣的結果。這種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尋找事物內在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重要的是，一個理論若是經過正確的假設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設的因素一個一個重新考慮進去，該理論仍然具有科學性。需要嚴格的假設前提并非比較優勢理論所獨有，而是所有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必要條件。如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都是從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發的，而現代經濟學更是建立在理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許多經濟行為是非理性的，但這絲毫無損于現代經濟學的科學性。因此，關鍵是判斷所假設的因素與考察對象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應不應該抽象的問題。一如在失重條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機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體的一部分，則就不合理了。比較優勢理論設立一些前提條件是合理的。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的考察對象是勞動生產率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要素稟賦理論考察的對象是要素稟賦的差異與對外貿易的關系，至于其它的假設條件對于要考察的關系并沒有實質影響。

比較優勢理論通過正確的分類分析法，該理論得出“兩優相較取其重，兩劣相較取其輕”的國際交換規律，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只要抓住這一合理的本質內容，再把假設的因素還原，它仍然是指導當代國際貿易的科學理論。

二、新理論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完善和發展

比較優勢理論到了H-O理論階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謎的出現激勵著人們去大膽懷疑傳統理論并且從多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國際分工模式。二戰以后，國際經濟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理論解釋一些新現象。因此，有人認為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

縱觀所有的國際貿易理論，它們都闡述了在國際市場上一國出口自己具有優勢的產品，進口自己處于劣勢的產品，通過國際交換獲取貿易利益。至于一國優勢的形成基礎是什么，各貿易理論所揭示的是不一樣的。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成本理論認為優勢的形成基礎是絕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異。H-O理論從認為是要素稟賦的差異。新要素理論認為，生產投入中的要素除了傳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之外，還有技術、人力資本、信息、研發、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國家在這些新要素稟賦上的差異也構成了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技術差距論則認為技術獲得時間先后導致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產品生產能力的不同。重疊需求理論第一次較系統地從需求的角度闡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產和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干中學模型認為技術知識隨產量提高而不斷積累導致國家間比較優勢的不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具有了動態性質，認為產品要素密集類型的變化導致了不同國家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理論從產品的異質性、規模經濟和相似需求三者綜合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決定基礎。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從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不完全的角度闡述了國際貿易的原因。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從而更具統一性和說服力。楊小凱的內生理論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闡述了比較優勢的基礎。還有些理論從產業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場結構和企業的異質性等角度論證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同貿易理論只是從不同角度解釋了比較優勢的形成基礎，并沒有擺脫比較優勢理論所揭示的國際交換規律。

自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來，雖然新的理論不斷產生，但至今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動搖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地位，新理論不過是對它的補充和完善。隨著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仍將需要新理論來解釋新現象。決定一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會隨著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它們不能擺脫尋求差異進而產生比較優勢通過貿易來獲取利潤的本質，所以新理論最終屬于比較優勢理論的一部分，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正如克魯格曼所說：“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至今沒有一個已經過時，它們在認識和理解當代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當許多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時，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基本原則” ①。

三、比較優勢陷阱不能歸咎于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陷阱是指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依據比較優勢生產并且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在于發達國家的貿易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窮。批評者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靜態理論，不考慮結構調整等因素，按此原則參與國際分工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首先我們來看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范圍。從李嘉圖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再到現代比較優勢理論，它們所揭示的都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國際交換的規律而不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反映經濟一個方面規律的經濟理論當然只能指導一個方面的活動而不能指導經濟總體的活動，如果用它來指導經濟總體就是沒有處理好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經濟發展出問題是遲早的事。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單靠外貿的發展不足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在發展外貿的同時必須輔之以其它的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正是混淆了外貿發展和經濟發展兩者的區別，誤以為只要出口多經濟就會發展而盲目發展出口，最終導致了經濟的貧困化增長。如同我國，單純依賴外貿的發展而沒有其它的經濟推力能否促進經濟全局的發展就是個問題。

再次我們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質問題。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質，這種動態性質表現在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要素稟賦的變化上。比如，資本稀缺的國家可以通過一段時間的資本積累和引進外資來改善資本狀況。技術發展水平低的國家隨時間的推移可通過技術外溢、干中學和技術創新等多種方式提高技術能力，而不一定永遠處在低技術生產階段。當一國要素積累和競爭力不斷提升時，一國的比較優勢部門必然會發生轉變，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些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在參與國際分工時，沒有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系，固守一種傳統優勢和傳統產品的出口，獲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帶來的是價格的下降和貿易條件的惡化，喪失了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國家只看到了本國既定的比較優勢而沒有看到比較優勢的變化，忽略了潛在的比較優勢，沒有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在不同時期發展不同產品的出口，從而使一國外貿的發展缺乏持續性。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國家不是因為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與動態的統一，而是這些國家沒有用發展的眼光動態地運用理論。今日的中國在為自己的產品只有價格優勢而沒有技術而苦惱時，而早就進入發達國家的美國卻為自己的產品沒有價格優勢對其他國家的產品窮追猛打，說明任何國家固守一種優勢都不可行，而應該尋求動態比較優勢。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實踐的抽象，都是向前發展的，作為靜態與動態統一的比較優勢理論是經濟學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較優勢理論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注釋：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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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一)動態比較成本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激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和發展進程的研究興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從而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他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而生產要素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由此引起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對后進國家來說，如果某些產業的產品在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基礎上由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將極大地改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從而獲得動態的比較利益。因此，他強調一國應借助各種手段、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其主要觀點如下：(1)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或劣勢是可以變化的，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資源的豐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的支持；(2)一國的國際貿易優勢應與合理的產業結構保持一致；(3)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要借助國家的干預力量，政府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扶植和促進國內重點產業的發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可以由劣勢轉化為優勢，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該理論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為日本的“貿易立國”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雁行理論”與“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簡稱“雁行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Akamatsu)1932年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紡工業發展進程時發現，隨著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開放，西方棉紡織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術和低工資成本相結合的日本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并經歷了進口浪潮——國內工業形成——出口浪潮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推移進程在圖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飛，由此赤松要認為，一國主導產業的發展要依次經歷從發達國家進口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和形成與先進國相同的本國產業、向國際市場出口三個階段。這一理論闡釋了國際貿易對后進國的影響，揭示了后進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模式以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赤松要與其學生小島清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將“雁行理論”擴展于形容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各國、各地區產業分工與梯度轉移以及經濟依次起飛的動態過程，并形象地稱之為“雁行發展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該模式認為，按照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四小龍”，可以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因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利用日本和“四小龍”產業結構轉移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奮力追趕、努力在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的階梯上攀升。由此，東亞國家按照“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產業轉移順序，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多層次趕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論

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戰后工業品貿易時，根據國際間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以及產品更新和仿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提出了技術周期說(亦稱技術差距理論或模仿時滯說)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從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市場的周期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變化和在技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國家之間擴散、轉移的角度，論述比較優勢的轉換。這一理論不僅闡釋了技術差異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認為比技術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技術變化，即技術差異的動態因素。基于這一認識，該理論試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動態變化過程。

1.技術周期說

技術差距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經濟論叢》上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的論文。波斯納放松了赫-俄模型關于貿易國之間具有相同技術的假定，把科學技術看成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強調技術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決定作用。他認為各個國家技術進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術創新國在一定時期內(技術尚未擴散的情況下)，由于擁有新技術而在某種商品生產上處于世界壟斷地位，而其他國家則與創新國之間存在著一個技術差距(Technologygap)或稱模仿滯后(Imitationlag)，這種差距引起了該產品的國際貿易。雖然技術處于領先的國家具有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但由于這種技術會通過專利轉讓、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示范效應等逐步傳播和擴散到其他國家，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終將被其他國家所掌握。于是，因技術差距而產生的某種產品的國際貿易將逐步減少，直至其他國家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全部需要的該種產品時而終止。

在這里波斯納提出模仿“時滯”或稱“滯后”的概念。他認為，一項技術從一個國家傳人或擴散到另一個國家有一個時滯。即從技術創新國新產品問世到進口國仿制生產、進口變為零的時間差距。他將這種兩國之間從技術差距產生到技術差距消失的過程稱之為一個技術周期，即模仿時滯。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進口國的收入因素、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識、廠商的反應、進口國獲得技術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術周期說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論述了技術同比較優勢產生和轉移的關系，隱含著技術水平、摹仿能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獲得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從而把比較優勢產生和變化的根源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使我們認識到從動態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并非長期固定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而是隨著技術的傳播而轉移。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和由此產生的貿易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2.產品生命周期論

技術的生命周期使市場上的產品競爭優勢發生變化，引起產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Vernon)創立。弗農在1966年5月《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產品如同生物一樣，有誕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將這一周期劃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產品3個階段。之后，美國學者威爾斯(Wells)進一步發展了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更詳細地把產品周期劃分為5個階段。

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產品生命周期的具體劃分方法和稱謂不同，但實質內涵是一樣的，都是指產品所經歷的從發明、應用、推廣到市場飽和、衰落進而被其他產品所替代的過程。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產品的不同階段與研究開發、技術投入、資本投入以及勞動等要素流動結合起來，認為當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運動時，生產要素的比例會發生規律性的變化，由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再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也隨之從技術力量雄厚的創新國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最后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比較優勢不斷轉化的過程。

(四)比較優勢階梯論

巴拉薩(Balassa，1977)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比例變化的角度完善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提出比較優勢階梯論(也稱比較優勢階段論)。他認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中，不同國家之間客觀上存在著比較優勢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密集使用程度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中。

巴拉薩認為，在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并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劃分為不同類型：處在第一階梯的是發達國家；第二階梯是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階梯的為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除新加坡)、中國和印度等國；最低一層是其他發展中同家和地區。在這一階梯式發展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分別發展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從而呈現出階梯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過程。

雖然上述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經認識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稟賦比例變化、特別是技術變化的重要性，承認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與轉移，部分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崛起的現象，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在把技術因素引入貿易發展及貿易格局之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突出的特點是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增長、國際貿易模式、國際貿易格局以及國際分工變化等，研究比較優勢的內生性與動態轉移。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認為，技術和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獲得或通過投資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強調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知識創新與經驗積累。這些理論明確了技術的來源和傳播擴散途徑，闡釋了技術創新、技術擴散、邊干邊學等經濟活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以及后進國家如何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創新逐步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靜態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的缺陷，使國際貿易理論具有更加寬泛的基礎和適用性，從而將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一)“干中學”與“技術外溢”

1.“干中學”

“干中學”(Learningbydoing)是指落后的國家或行業不用經過專門的研究與開發，而是在技術外溢的過程中通過邊干邊學獲取先進技術。“干中學”一般是與技術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時很難截然分開。

“干中學”的概念源于阿羅(Arrow，1962)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從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一文。阿羅認為，外生變量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與過程。在他所構建的模型中，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生產要素，有關生產方法的知識積累是通過“學”來完成的，學習是經驗的產物，并不只是時間的函數，且這種經驗主要來自于“干”。知識增長與生產技術的提高主要是因生產而積累經驗的結果；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物、學習的結果，而學習又是經驗的不斷總結；經驗來自行動，經驗的積累就體現于技術進步之上。阿羅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作用，認為學習有兩個效應：一是由于生產了更多的資本品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使下一代資本品所含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識非獨享性的溢出效應，使所有勞動力和固定資產在生產最終產品時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國經濟學家保爾·羅默(198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他認為知識和技術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

2.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TechnologySpillovers)是指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時，自然而然輸出技術的結果。它與技術創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因此他是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克魯格曼(Krugman，1987)和盧卡斯(Lucas，1988)分別討論了技術外溢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稱為“技術外溢”。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國際貿易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這種技術外溢中獲得的。

(二)瑞丁模型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Redding)1999年發表了題為《動態比較優勢與貿易的福利效果》的論文，認為在技術內生的情況下，比較優勢并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演進的。

瑞丁以從表面上看雖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卻由于具有潛在優勢和獲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發展起來的韓國鋼鐵產業為例，引出比較優勢的變化問題。瑞丁認為，發展中國家常常會面臨這樣一種選擇：在當前已經具備比較優勢的低技術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或是進入雖然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卻在將來可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潛能的發揮而獲得比較優勢的部門(如高技術部門)，或者說是在當前的靜態比較優勢和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之間進行權衡。但在自由貿易體制下，比較優勢原理要求一國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或者說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由于該國各部門生產率增長的潛能未被完全發掘，因此可能導致該國不能在具有潛在的生產率增長相對大于其貿易伙伴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結果造成動態福利損失，違背了其長遠利益。這說明，一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模式可能與其長遠的利益相違背，所以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生產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帶來經濟福利上的損失。因此，為避免這種情況，應該追求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的必要條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預。政府的政策能夠使一國在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卻有巨大“干中學”潛力或生產率增長潛力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使靜態比較優勢的初始模式發生逆轉，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優勢。

瑞丁的理論為那些雖目前在某些產業上不具比較優勢，但卻可能存在著巨大潛能的發展中國家實施積極的政府政策干預，并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和模仿，獲得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從而促進比較優勢的轉換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楊小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傳統貿易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進一步突破了傳統優勢理論的框架，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可以概括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增長模型兩個方面。

1.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所謂內生比較優勢是指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或通過技術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它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的內生性和動態性。楊小凱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把比較優勢區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他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是由對生產方式和專業化水平的事后選擇產生的，這種內生比較和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天生生產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之間產生。或者說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作內生比較優勢。外生比較優勢則是指由于天生條件的差別產生的一種特別的貿易好處，它是以外生給定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即外生比較優勢是由事前的差別引起的。楊小凱認為專業化分工導致人力資本與知識的積累，從而產生內生比較優勢。

在楊小凱(2002)的內生貿易模型中，每個人的天生條件可能相同，人們之間不一定有與生俱來的差別，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較優勢。那么內生比較優勢是如何產生且隨著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楊小凱認為，分工后的總合生產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給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節省重復學習的費用。楊小凱認為，這種基于分工的發展而后天不斷創造出來的比較優勢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內生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出現。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因此，這種后天的比較優勢就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將這種模型發展到有中間產品的情形，可以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落后國的產業升級等現象。

2.新興古典增長模型——熟能生巧

篇5

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進的關系。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利益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中經評論 北京）關于加入WTO的諸多對策，皆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此為基礎實現產業升級，最積極的思想不過“為國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配件，或者從事其中手工裝配那一部分”，至于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國際資本，誤導中國戰略發展的利益驅動和立場問題不談，僅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可能是理論誤區之所在。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悻，互相促進的關系。

一、比較優勢的動態性

國際貿易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論”。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悻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生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被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消除生產和消費扭曲，并產生額外收益。作為一個無法影響國外出口價格的小國，關稅會扭曲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的經濟動因，自由貿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